80年前的她们，闪闪发光

当《ELLE》杂志在1945年战火初歇的巴黎诞生时，欧洲大地正经历着女性走出家庭填补劳动力空缺的历史性时刻。创始人Hélène Gordon-Lazareff或许未曾想到，这本因二战后催生女性生活方式需求而创立的时尚刊物，与遥远的女性也渐渐产生命运的共鸣。

当战争裹挟一切，女性的时尚选择、思想觉醒与社会角色亦在被改变，她们以非凡勇气与智慧，在战火硝烟中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只是这段历史长久以来被尘封在宏大叙事之下。当我们站在和平的彼岸回望历史，仿佛穿越硝烟烽火，看见一代女性如何在战火中挺身而出。她们或在前线救护伤员，或在后方奔走呼号，或用笔书写特殊时期……她们用坚韧、智慧和身体力行，改写了女性可以是谁、可以做什么的想象。战争，没有令女性缺席，而那些闪闪发光的女性个体也不曾逃离。

上世纪40年代，一张美国海报上“铆工萝西”(Rosie the Riveter)头裹波点头巾、身着工装的形象风靡一时，成为战时女性力量的象征。而随着流水线运输线上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主力，飘逸长裙让位于利落的工装裤(Coveralls)，复杂发髻被爽利短发取代，低跟平底胶鞋等也愈发受到欢迎——于是，“实用”成了时尚的新灵魂。

1942年，作为政府公共计划的一部分，首批“实用”服装在英国市面上正式出售，并且都必须标有“CC41”(Controlled Commodity，意为1941年制造的管制商品)。用料节省、款式简洁，成为战时女性日常着装标准。

尽管配给制带来了诸多限制，但战争和平民的紧缩政策并未终止英国本土的创意设计。由于民众对制式服装标准普及化的担忧，当时英国政府委托大名鼎鼎的伦敦时装设计师协会来设计一系列兼具实用性和时尚性的服装原型，即大衣、套装、裙子及衬衣四大类，并挑选了32种独立的款式来投入生产。这些服装简洁利落，拥有极好的比例版型，还融入垫肩和收腰设计，裙摆则刚好止于膝盖。在鞋款的设计上，玛丽珍女鞋作为当时的主流，一字带易于穿脱，粗跟走路平稳又舒适，其网眼布的主导材质选用也规避了皮革禁令的问题。

为了鼓励人们延长其现有衣物的使用寿命，英国政府也开展了一项声势浩大的“做与补”活动(Make Do and Mend)，并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制作和修补课程，教授图案裁剪等技能，以提倡女性去翻新不再穿着或过时的衣服。同时，为军人编织羊毛编织物不仅使女性为战争做出贡献，还可以节省珍贵的配货券，妇女协会等组织也经常协调志愿者组织编织派对。

在这股特殊的时尚变革中，个人穿着风格蓬勃发展。物料短缺激发了女性对材质改造的想象力，她们自制配饰修饰不变的套装。飞机厂的工人用挡风玻璃的碎屑制成耳环和手镯，大容量手提包能装防毒面具，因丝袜的原材料被限额(军用降落伞和绳索等需用到丝绸和尼龙)，女性便用眉笔或特殊染料在腿后画出“丝袜缝线”，“液体丝袜”也应运而生。此外，她们也更愿意戴头巾和发网护发，取代繁琐的帽子来防风防尘。

当战争重塑了女性的衣橱——时尚不再是单纯的装饰，而成为生存与态度的宣言。在实用体面之间，女性依然坚持做自己的审美主体，那些思想与社会角色的变动，潜藏在她们走进工厂、 医院、前线的足音里，也藏在她们的巧心缝补和生活向往之中。

反法西斯战争也深刻改变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成为20世纪性别平等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战争期间，大量男性参军导致劳动力短缺，女性被广泛动员填补空缺，进入传统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例如，美国超过600万女性首次进入职场，从事军工制造、交通运输等工作，英国约200万女性加入军工厂和农场，苏联女性甚至直接参与战斗或重工业生产。政府通过“铆工萝西”等宣传形象，鼓励女性投身劳动，强调她们的爱国责任。

这一时期的女性不仅证明了自身胜任“男性工作”的能力，还挑战了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固有认知。然而，尽管贡献巨大，女性仍面临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为支持女性就业，部分国家推出临时政策，如提供托儿服务和职业培训，减轻她们的家庭负担。

战争结束后，许多国家试图让女性回归家庭，以腾出岗位给复员军人，导致女性就业率短期下降。但战时的经历已不可逆地改变了社会观念：女性获得了经济独立性，并意识到自身潜力，为后来的女权运动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女性更持续地被纳入劳动力体系，成为战后重建的重要力量。

总之，反法西斯战争虽未彻底消除性别不平等，但打破了女性仅属于家庭的刻板印象，推动了职场性别结构的长期变革，为20世纪下半叶的平权斗争提供了关键历史动力。

1945年9月2日，密苏里号战舰上投降签字完成，世界从一场漫长噩梦中苏醒，的抗战史成为全人类共同记忆中一座不朽的丰碑，而这座丰碑上也镌刻着女性的名字——“历史不只是胜利者的名册，更是每一个在战争中挺身而出的个体的经验总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雁为我们翻开了那些未被主流叙事充分书写的女性章节。

陈雁最早从政治外交史切入抗战研究，但2005年的一个契机让她转向“战争与性别”的方向，“我本来就对妇女史感兴趣，但我提出的比如‘沦陷区妇女’议题，在学术体制中一直被当作‘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而搁置。直到看到李安的《色·戒》，很多人批评它‘丑化女性’‘背叛民族’，我才意识到我们真正缺少的，并不是政治正确的表述，而是关于战时女性的真实叙述。”

无论是《性别与战争》，还是新近出版的《卿云缦缦》，抗战中的女性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哀婉坚贞”的符号，而是多面体。“战争是一面放大镜，”陈雁指出，“它加剧了苦难，也激发了某些人的力量与韧性。尤其是女性，她们在战时进入公共空间，从幕后走到前台，这种参与，有时反而打开了新的社会角色想象。四万万人中，可以说，每一位女性都是抗战的支点：重庆的教授太太们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上海‘跑单帮’母亲把米袋缝在内衣里穿越封锁线，北平妇女为生存上演弃夫潜逃——这些日常抵抗的韧性，让我们看到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力量。”

在陈雁的书中，我们看到了沦陷区、根据地、国统区等不同区域的女性以各自方式应对生活的断裂。除了救国救亡的烈士，努力生存的平民、学习技能的先驱，其中用文学暗喻心志的女性作者和作品也是另一个战时视角，“相比宏大叙事，我更喜欢读那些细微又直叙的故事。比如萧红，她写在东北被战争遗忘的跳大神中年妇女，折射出与战争相对立的荒诞性的一面;比如丁玲，除了《三八节有感》之类的散文，她也写过一个叫‘贞贞’的慰安妇的故事，刻画出为国捐躯的贞贞在爱情和未来之间的勇敢选择，她用娜拉式的形象塑造出一个开放式的出走结局，让我们看到了中日交战背景下非常罕见的主题。”

时尚与生活亦是战争的镜像。陈雁在研究中发现，即使身处最艰难的时刻，这里的女性和欧美一样，也在以“衣着”回应时代的变化。“比如旗袍领口和腰身的改良，丝袜从蚕丝变成尼龙，上海女职员发明‘袜带’固定松垮丝袜，以及用本土阴丹士林布替代外国材料来支持国货等等，不仅是物资上的调整，更是一种审美、身份与文化策略的转变。”而另一个让她感触很深的画面来自上海虹口区的犹太难民们，那些主妇在炮火中经营花店，周末去露天咖啡厅，甚至还办起了选美，她们用女性对生活独有的美好向往对抗硝烟的气息，也展现出更立体的战时生活和纪念历史的意义——不只为了警醒伤痛，更是为了看清在苦难中闪闪发光的可能。

但与欧美女性在战后被要求“回家”不同，女性因战后即进入内战与新建设阶段，在社会结构性缺口中持续被需要，从而形成了另一种“被历史允许的参与感”。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曾提道：二战前后美国社会文化的重大变化及对女性角色和地位造成的影响。她批判美国战后让女性“退回厨房”回归家庭，并在广告中广泛宣传家庭主妇的女性气质、贬低女性的职业追求。而反观彼时，因战火并未因抗战胜利而中止，女性未经历明显的“退回家庭”，反而在新的建设中顶起了“半边天”。

到1946—1947年国民政府行宪时，已规定女性参政配额——这甚至比法国妇女获得投票权还早了一年。“战时的媒体或舆论也有让女性‘回家’的观点。比如福建省主席陈仪曾下令‘裁员先裁女职员’;在重庆，女记者端木露西在《蔚蓝中的一点黯澹》中主张妇女回家，‘在小我的家庭中，安于治理一个家庭’，引发持续的讨论。邓颖超则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发文反驳，号召‘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其实妇女们一旦获得机会，就能够做出贡献。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不会轻易再困守家庭。这是一次角色的突围，更是身份的重塑。”

那么，战争是促进女权文化发展的关键吗?陈雁虽没有完全赞同这个说法，但她更坚定了书写这些女性故事并重新读史的意义：“当下年轻人对战争的认知存在断裂。眼下乌克兰战争期间的某些言论正警示着我们历史教育的缺失。抗日战争，是近代首次全民卷入的世界大战，女性占人口半数，而她们的经历却是史书中的灰暗地带。在我眼中，她们不是‘战争的注脚’，重新讲述她们的故事，不只是纪念，更是连接——让我们能从她们的勇气里，看见自己的决心;能在她们的智慧中，找到某种跨越时代的共鸣。正如我们纪念战争，不是为延续仇恨，而是为守护和平。女性对生命的理解，恰是和平最坚韧的根系。后辈们要知道啊，曾经的也走在女权主义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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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我们应该如何在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

陈雁：如果从“九一八”开始计算抗战时长，从1931年到现在快要100年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除了中日的仇恨之外，对具体两国在近代经历了什么了解得并不多。我们在自己的主阵地上对抗战史的教育仍是欠缺的。这场战争是近代史上最后一场、也是最近一场人亲历的世界大战，对来说，纪念这一场战争的胜利，不只是要学习、铭记先辈的英勇顽强，更重要的还要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怎么能尽量避免战争，保持和平，我觉得这才是今天我们纪念抗战的意义所在。

ELLE: 战争无疑给女性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如性暴力、流离失所等等)。在铭记贡献的同时，我们应如何正视和书写这些创伤?这对理解女性在战争中的完整经验有何重要性?

陈雁：我教历史20多年了，在2020年之前都会说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非常平庸的时代。但现在我要收回这句话：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斥着其他形式的纷争。我们纪念二战或抗战胜利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在战后建立了一个基于公平正义的国际社会秩序。女性在战时的确承受了巨大的创伤，但也投入了极大的努力、激发了巨大的潜力。妇女的力量和智慧在抗战中有充分的体现。面临各种重大变革和挑战，妇女都会挺身而出不退缩。要记得，妇女能获得今天的权益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通过了自己的争取和斗争。妇女解放不可能靠男人的鼓吹来获得，更不靠天赐。我刚才提到：我们如今纪念抗日战争，不是煽动仇恨，但要铭记苦难。不是单纯地记住是谁带来了沉痛的苦，而是希望通过了解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经历的苦难，从而认识到和平的可贵，而妇女恰恰是和平的中流砥柱。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妇女，我想可能冲突、对抗、热战应能避免很多，因为女性解决问题的方式会相对温和、柔性。

ELLE：在你对战争历史的研究中，有没有特别打动你的女性人物?她(们)的经历如何体现战争对个体女性命运的深刻塑造?

陈雁：最近写的《卿云缦缦》虽然主题是关于复旦校史的，但七位主人公都有与抗战相关的经历，尤其打动我的，是一位烈士，她叫黄君珏，湖南人，1930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她家世显赫，有好几位舅舅都是复旦(或其他大学)的教授;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高官。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她可能在复旦读书时就已经参加中共的地下活动了。毕业后去南京中央政府当了一年公务员后，叛逆的她不喜欢这份工作，回到上海，入交通大学读研究生，在这个新身份的掩护下，尤其复旦女生外语不错，她实际在做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交通员和翻译，在从事谍报工作——这是世界反法西斯的前线啊。后来，她在上线被捕的情况下，从武汉救出了在国民党政府内部的重要潜伏力量。她在被捕后，虽有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官出面求情，还是获刑七年。所幸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她被特赦，出狱后她马上投身抗战救亡活动，后来又到太行革命根据地《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华书店从事管理工作。1940年8月7日《新华日报》她的文章《关于抗日货币政策的实施问题》，让我们看到她于复旦所受的系统的经济学、货币学训练在抗日前线的活用。我们只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对吧，黄群珏是太行山女壮士，1942年6月2日，在日军“大扫荡”时，她拼尽最后一颗子弹，纵身跳下悬崖以身殉国，当天是她30岁的生日。回看这段历史，我们不仅为烈士的事迹感动，更看到一个复旦女生在情报战、在根据地建设、在抗日火线所展现出的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从她们身上看见：妇女不仅是抗战的重要力量，也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贡献。

ELLE：你希望通过《性别与战争》《卿云缦缦》中所刻画的特殊时期的女性故事，向当下的公众传达怎样的价值观?

陈雁：我因为做抗战史，所以经常参加相关的学术活动，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也挺让人沮丧的现象：我可能是这个学术会议当中唯一在讨论“妇女与战争”相关议题的人。我的写作之所以集中在性别跟历史相关的议题，就是因为我们关注太少，某个知识一旦不被公开讨论，就无法成为大家共同的历史经验。现在讨论性别时很容易被说成煽动性别对立的情绪，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在各说各话，无法共情，如果我们对于妇女的历史、妇女的经验知之甚少，那就很难共情，也无法真正推动性别平等。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妇女的历史，妇女在历史上具体经历了什么，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她们的经验和故事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LLE：有没有在那个时期你最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

陈雁：很难说特别喜欢哪部作品，但最喜欢张爱玲，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女性主义文学启蒙吧。她的小说跟我之前读过的现代文学完全不一样，冷冷的又一针见血，放到今天很适合讲脱口秀。其实《倾城之恋》常被误读为爱情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众人觉得她的作品和当时家国大业之类的背景格格不入，但细读之后不难发现，这部1943年的小说其实是她对战时人类复杂情感的彻底解构。

ELLE：作为一本关注女性生活方式的杂志，你希望ELLE的读者从这段历史中汲取什么?

陈雁：女性不只是“战争的受害者”，更成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保家卫国的中坚力量。她们跨越阶层、身份、职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记录、影响并改写战争的进程。就像战时犹太难民在上海有选美，教授太太背井离乡仍然种菜养花，我想ELLE在二战之后创刊也是具有深意的：时尚不是浅薄的装饰，而是人类在深渊边沿依然坚信光明的宣言。那些旗袍下的丝袜、战壕里的口红、孤岛上的咖啡，都是女性对战争的反击。以史为镜，希望这段回顾能照见80年后仍在寻找自我坐标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