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收购与本土企业家精神
“你感觉会不会出现外资左右某个行业的情况？该怎么看待这样的局面？”2006年底，光明乳业董事长王佳芬一脸严肃地问我。
我知道这是最近深深困扰着她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深深困扰着梁稳根、南存辉及一大批企业家的问题。去年一年，从年头凯雷-徐工案到年底的施耐德-德力西案，经济界学术界一直在争论外资并购对企业、经济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对企业而言，问题更单纯但更艰难：要不要和主动上门条件诱人的外资合作？你不干他找你的国内同行合作怎么办？这是后WTO时期企业面临的最大诱惑与挑战之一。
那天我给王佳芬的回答是：可能会出现第三次外资合作高峰，但现在还很难对这个趋势做出价值判断。如果非要做价值判断，那要看这一轮海外投资，是在激发本土企业家精神，还是压抑本土企业家精神。
金融和资本制度，是影响企业家精神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前些年一些著名企业家“换东家”“换股东”，就是为了获得更大更好的资本支持。强大的企业家群体背后，一定站着同样强大的金融家、资本家群体，一定有理解企业价值的金融和资本体系。具体而言，不管外资内资，本土企业家们还有没有将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的空间、信心与动力？
进入后WTO时期，企业界面临第三次外资潮。第一轮是改革开放初期制造业领域的合资潮，主角是以500大为代表的跨国产业资本，以汽车行业为代表；第二轮是新经济领域的风险投资潮，主角是以IDG等为代表的风险投资，从1999年起，成就了新浪、网易、盛大、分众等一批IT及互联网公司；第三轮是股权收购潮，主角是华尔街的大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也包括卷土重来的国际产业资本，从2005年起活跃于宏观调控下资金链紧张的国内企业界，对象是各个产业的领先公司。
应该说，跨国产业资本在搞合资企业20多年，为培养了一大批经理人。未来跨国产业资本直接收购本土优势公司，需要的还是能够执行全球战略的经理人，而不是有独立意志的企业家。一个个优秀本土企业被同行业里强势的跨国公司收购后，虽然说“本土品牌可能保持”，“团队可以继续经营”，但是，应该承认，本土企业绝对是变成了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个棋子，企业家绝对变成了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收购后的蜜月期一旦过去，双方在战略和理念上一旦发生冲突和碰撞，或者是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本土品牌和企业家的命运就完全落在了跨国公司董事会的手中，王志东、何伯权、周鸿礻韦就是前车之鉴。
股权资本最大的不同，是“对赌”。它需要绑定并激发现有的企业家团队，因为它没有团队，也没有产业理想，它进入的惟一目的是获利退出。由于资金和经验的缺乏，一大批领先企业都碰到了“大企业天花板”、“100亿瓶颈”，难以在领先的情况下继续快速扩大企业乃至行业市场的规模。股权投资者恰好适应了企业家的这一成长需求。在一些人看来，相比产业资本，PE似乎更像是在激发本土企业家精神。当然，过度激发也会有后遗症，这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争夺本土企业的比赛，其实不应该在国外产业资本和股权资本之间展开，更应该在本土金融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展开。遗憾的是，在这场争夺战中鲜见资本的身影，满耳听到只是一片呼吁国家加强政策管制的声音。已不缺资本，缺的是能够理解企业价值的资本家，缺的是一整套能够认可和促进企业价值的金融和资本体系。
这个时候，我们才痛感需要自己的金融家、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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