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盲流一员到高级蓝领:一个农民工的超越之路
03月15日讯，孙建华是安徽界首市魏窑村人，现在上海一个家具厂打工。说起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他颇有感慨：第一次外出打工，他是“盲流”大军的一员，现在的他，已经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和车间管理人员。
“工资翻了几十倍，工作环境也完全变了，最让俺没想到的是，厂里还给工人们都买了养老保险。”说起这些年的打工经历，孙建华饶有兴致，娓娓道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村就有人外出打工了。听他们说，到城里打工比种地多挣钱，我就扛着一大包的被褥外出打工了。陕西、内蒙、浙江、广东、上海，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建筑工地的苦力，纺织厂工人，我都干过。一般来说，每过一、两年就会换个地方，听说哪里挣钱多，就到哪里去。那时还没有劳务输出的概念，都是老乡带老乡，亲戚帮亲戚。到了城里，就找老乡或亲戚，帮我找个活干。
但是，并不是一到城里，立即能找到活干的。经常要等上十天半个月，才能找到工作，甚至可能会等上一两个月都找不到活干，连钱也都花光了，不得不向老乡借钱应急。吃饭住宿，也都是和老乡凑在一起。最糟糕的是过了两三个月都找不到活干，最后不得不又回农村老家。当时，报纸上把我们这些盲目到大城市找工作的人，称为“盲流”，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去找工作之前准备的不够，太盲目，到了城里摸不着头脑。
前几年，我们村在政府的倡导下开展劳务输出，组织村里年轻人到上海、广东等地工作，并且免费培训劳动技能。在村里的组织下，我和几个老乡一起到上海一家家具厂工作。我感觉这边的老板待人还可以，工资也不低，我就一直在这里。而且，我把老婆也接过来了，她就在我工作单位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
我在上海的这七八年里，做的都是木工。现在我是这家家具厂的车间主任，每天把任务分给工人，告诉工人该怎么做，保证产品质量不出问题，其他就没有什么大事了。现在的工作，不论是工资还是工作环境，我感觉都还挺好的。
拿挣的钱来说，现在的工资是当初的几十倍。90年代初在陕西打工时，我记得一天才五六元钱，一个月不吃不喝也只能挣100多元钱。现在，我每个月工资可以拿到三四千元。
与此同时，工作环境也变好了。以前在建筑工地，冬天冻得要死，夏天热得要命，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以上。现在在车间，风吹不着，日头晒不着，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天，我把当天任务给车间里的10多名工人讲清楚后，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做多少，之后就没啥事了。我最近在自学计算机，学会后就直接可以在电脑上画出来客户需要的产品模型，这对我们木工这行很有帮助。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想都没有想过的待遇：厂里开始给我们工人买综合保险了，其中包括有养老保险。以前一直认为，只有城里人才会买养老保险，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也有养老保险了。
不过，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几年再也没有人要我们办暂住证了。记得刚开始出来打工那几年，不论到那个城市，都经常遇到有联防队员查暂住证。为了躲这些查暂住证的，有个风吹草动，我就得赶紧躲起来。但是，这两三年来，再也没有人来找我们要暂住证了，“暂住证”这三个字提都很少有人提起了。
“取消了暂住证，我感觉是城里人不再拿俺们农民工当外人了。”孙建华笑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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