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混过无序竞争年代
地产大腕们命运跌宕的1989年
通过前三回的介绍，大体描述了各位地产大腕早年间的根基、背景、学历，对于这些大腕的起点多少有了些浅淡的认识。这回咱继续上路，看看地产大腕们1989年的众生相。
1989年，国家出现了一场风波。
在历史关头，才现英雄本色，能否眼明心亮跟党走，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原则。你政治要是都不可靠了，那你完了，没人敢和你做生意了。
当年有个IT业的领头羊企业，如果这家能顺利发展下来，联想都得靠边，就是这家企业的老总卷到风波之中，企业就此一蹶不振。尽管这样多年了，企业还继续维持，但已经远无当日气象了。
风云起、波澜急，大企业都被浪打浪了，小企业那更是说死就死啊，随便来个地痞流氓、税务稽查、消防检查企业没准就完了。不是危言耸听，企业的生命力比人脆弱。
新东方的俞敏洪刚起步的时候，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几个小地痞不让他贴，老俞请当片警察吃饭，喝酒过量，直喝到放声大哭，弄得警察实在觉得这个文人不容易，才出手摆平了小痞子，如果当时换个警察，没准现在就没新东方了。事业起步之初，脆弱的胜过婴儿。
在这几年中，本文的十六位主人公，还远无现在的风光，动不动这个首富，那个领军的，都还在商海中泛舟呢，有的已经呛过水了，有的才刚刚下海，鞋都还没湿呢。
前几回书咱说过，1988年，冯仑在海口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某外贸公司老总———这批文是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交换来了30万元，他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因政治原因体改所解散，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此后，他投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牟其中。
这场89年大潮直接改变了冯仑的一生。
1989年，潘石屹还在海南岛。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经常被当地的小流氓骚扰。易小迪指点老潘，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于是，老潘和民警交起了朋友。此时老潘的主要烦恼可不是SOHO上市，而是如何给民工弄吃的，如何对付小偷。老潘自己回忆说：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我们抬回了发电机，接上后灯又亮了。
1989年，这一年年初，万科完成了企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步，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功募集到了2800万元资金，这一步的重要性此后怎样抬高也不为过，须知没有当年敢为人先的股份化改造，就没有今日的地产龙头，更不用说动辄百亿的大增发圈钱了。其后，王石的表述是“由于个人原因，我在6月12日离开深圳。蔡顺成代理总经理。冯佳、周世平也相继离开公司。全国经济走势偏软。这一年，工业的来料加工成为万科当年的主要利润来源;房地产业务也呈现良好势头。”
1989年，孙宏斌还是年轻IT精英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在这一年，倪光南的汉卡，加上吕谭平的代理，加上孙宏斌、杨元庆、郭为这群年轻人的努力，在柳传志滴水不漏的“运筹帷幄”之下，计算所公司正式改名为联想集团，联想之名正式浮现江湖，也就是这一年，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开始爆炸似的增长起来。
黄怒波这一年还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当干部。
1989年底，华远集团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时任集团总经理的戴晓明将被国家派到香港，总经理一职出现了空缺，即使按照论资排位，也应该任志强出任新的总经理，但就任志强能否担任华远集团的总经理一职在西城区政府产生了很大的争议，争论未果的情况下，两派达成共识，由任志强主持日常工作，但不涉及他的级别待遇。
也是在当年，国家发出“停缓建”的《通知》，当时华远正在进行西单改建工程，西单已经拆为平地，此时停缓建，让华远损失惨重。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这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没成想百花市场却经营的风风火火，引得全国各城市都到百花市场来取经，1990年，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百花市场的举办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同时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1989年，怀揣着对电影的一腔热情，张宝全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当年的面试小品是《含羞草》。当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电影学院对于张宝全而言，是件无上荣耀的事情。
1989年，35岁的杨国强才正式踏上了他事业的起点——成为北滘镇建筑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 首富历程从此正式踏上征程。
1989年，张力已经开始搞建筑装修了，也就在这一年和李思廉第一次见面，奠定了两人以后长久的合作基础。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对1989年的回忆是大起后的大落。1988年的通货膨胀，那时抢购成风，价格飞涨，国美的库存有近三千万元，一个星期的时间，库存就平均长了百分之七十;到1989年4月份，抢购风还没有结束，商品的购进价格依然很高。不过接着动乱开始了，人心大乱，市场也乱了。那个时候的人，包括有钱人，也不知道自己该买吃的，还是该留着，家用电器根本就无人问津，商品价格直线下降，两三个月时间，几千万的库存就贬值过半，直接损失高达千万元。黄光裕对外界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讲，亏钱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毕竟总的来讲三年多来还是挣了一点钱的，亏与不亏，只要自己还能承受就不是问题;关键是人心乱了，很多企业都迷失方向了，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但是国美一直在坚持。
朱孟依在1989年依然是低调、低调，呵呵，继续着自己精明的生意。
当无人看好内地房地产时，1989年，许荣茂出巨资在家乡福建进行了一系列项目开发。有人对许荣茂的评价是，商海30年，基本没犯过错误。能做到这一点的，古往今来商海能有几人啊?是否溢美之词先暂且不提，光通过1989年的商业行为对比可以发现，许荣茂确实是个非常牛的商人，眼光非常不错，几乎是在市场最低位，以最低的成本切入了房地产市场。
楼忠福1989年的企业发展的不错。1988年，东阳三建在这年内，一下子连续出现了五起安全事故，死了四个人，重伤了一个，另外还有一次造成财物损失的火灾。伤亡者几乎都是东阳本地的熟人。连续的安全事故，不仅给公司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楼忠福带来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
楼忠福从整个公司的角度思考安全问题后，感觉到公司这几年的发展步伐太快了，已经由东阳扩张到了浙江全省、上海、北京、陕西、江西、青海、湖北等省市。职工人数也超过了5000，承包工程队有57个，施工班组达到148个。过快的发展和过长的市场半径，让原来的管理架构和体制已经不适应发展的现实需求。
到了1989年，楼忠福给迅速膨胀的公司做一次‘一分为三’的减肥手术——把东阳三建分成东阳三建、吴宁建筑公司和城关建筑公司。这个手术的目的，一是为了理顺和加强内部管理，二是分散风险，保护东阳三建的核心力量，尽早争取企业升级。
楼忠福企业调整的步伐，恰好和1989年经济放缓的步伐吻合。1988年不幸事故引发的反思，反而让楼忠福在1989年得到了幸运。呵呵，企业的发展啊，运气真是冥冥中的左右者啊。
这一年，张玉良还在上海农委上班呢，呵呵，一个普通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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