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傲的上海人VS清高的北京人

    这2个城市一个是的首都和政治中心，一个是经济最强的城市和金融中心，无疑在都是很“了不起”的前沿城市。城市了不起，生活在这2个城市的人理所当然也会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在好象要比其他城市的人要“高那么一点”，说话举止都表现出一种优越感。现在就来说说这2个城市的人的排外，希望有则改之，无者加冕。都是人。
排外，可说是无处不在：城里排乡下；沿海排内地；发达地区排落后地区。但要说排外之最，除了北京，恐怕就数上海了！北京是政治文化艺术的中心，不管你有钱没钱，只要你说话不带京腔就排你没商量！而上海人除了不排北京人、香港人、台湾人、外国人之外，大陆其它地方的人（尤其是土里土气的人）要在上海不会说上几句“阿拉”之类的话，也是会遭到歧视的。 

    昨天接到一朋友打来电话，品学兼优的她竟然想放弃上海来我小小的店里“打杂”！原因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她在上海找工作屡屡受挫，由于专业限制，许多公司在开始就问她会不会上海话，后来终于有一家肯录用她了，结果公司里学历比她低，能力比她差的上海人拿的工资却比她高出许多，而且公司里的上海人都喜欢把她呼来喝去的，让这个在学校是高材生的她信心全失。我在电话里劝了她1个多小时，跟她说这是每一个想在上海等大城市出人头地的必经之路，也是每个大学生求职的经历，这才让她安慰了许多，答应我留在上海。 

    这个电话让我想起我去年在上海的半年生活。因为老公工作需要在上海半年，我也到上海住了半年，之前听到许多关于上海人如何排外如何小气的话，但我还是执着地要到上海。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租房，在房屋介绍工作人员的推荐中我没看中的房屋，我便问：有没有带阳台的？工作人员答非所问地说：你们这些外地人啊！有住就可以了嘛，要住那么好干嘛？我当时就回了她一句：没有我们这些外地人你介绍所吃什么？ 

    租好房屋后我去买床上用品，一进店里店主便热情地向我介绍店里最昂贵的波斯毯，其中一句我记得特清楚：-----你们台湾人就要买最好的！-------  我马上冷冷地说：我不是台湾人。她态度马上冷了许多，转过身去说了句似上海又似普通的话：长得挺像------  我觉得很可笑，问她：台湾人长什么样？不管长什么样，我总算是知道她是崇尚台湾人排斥大陆人的！ 

    我的房东是个精明的人，刚搬进去的第一天，他便拿来一个大大的白桶，说是给我们储水用，我还以为是经常停水，谁知他是叫我把水龙头开到最小水表不走的地方，让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滴。之后隔一两天他都要来看看家具坏了没有、水或电的多了没有（说好水电费是在房租里的），在他来第三次的时候，一向厚道的老公抽出五百块钱给他，算是我们多用的半年的水电费，家具损坏了叫他在押金里扣。“求”他不要再来敲我们的门。这又让我见证上海男人的精打细算小家子气，这些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之后的半年让我见识了上海人的排外，买东西、看病、办事------  会说上海话的总是优先的。外地人要想与上海人联姻更是有诸多苛刻的条件,一北方人娶了一上海女人,因女方家长要求他要跟上海男人一样细腻，他每天下班后就抛开自己以前大大咧咧的性格,开始学上海男人做家务,整天忙着做饭拖地洗衣服侍候老婆丈母娘。 

    但上海人是不排国外的“外”的，有许多温州老板与上海政府签了协议买地办厂，但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却被告知这块地皮已经转给国外某某公司了，致使许多温州人不得不离开上海这个令他们又爱又恨的地方。上海人不排外国的“外”是因为上海现在还没有真正与国际接轨，没有洋人“洋”，但内地大部分地区又比上海“土”，所以不洋不土的上海歧视内地的人，崇尚国外的人就不足为奇了。 

    但我不明白许多父祖辈大部分是内地移民的上海人，怎么就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或爷爷曾经也是被排斥的外地人了呢？可能是不排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跟得上潮流的上海人吧！ 

    上海是的经济龙头，是的第一大城市，是多少人创业的沃土！上海人由于出生在这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所以是有非常优越感的，但是要没有外地的高层人才，上海能有经济的飞腾？没有外地的基层劳动务工人员，会有这么多外资企业来上海投资为上海带来财富？优越的上海人，你何时才不排外！ 

    我相信不是所有上海人都排外，但大部分绝对是！

    再来说说北京！北京市人代会近日收到一份转交的朝阳区区人大代表建议，该建议提出，应对在京居住两年以下的外地人员征收商品房税。（1月19日《新京报》）

　　在公民迁移自由观念渐入人心的今天，提出这样明显“排外”的议案，定然无法博得舆论的好评。

    在现行的税收制度规范下，这样的议案与法律冲突，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这条议案背后凝聚的传统思维模式还是非常值得反思。

　　该议案的提出者说：“北京本来就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你说美国的哈佛大学，谁想进就进吗？我们现在说平等，说以人为本，但来北京定居是需要门槛的，不然谁都可以来了。”以“哈佛大学”喻“北京”，恰恰透露出一切“进京准入门槛论”者的思维定式———北京只有“精英”才来得。这种“精英论”认为，只要是非北京户口，除非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才能够获得定居“天子脚下”的资格。在“精英论”

　　的支配下，管理者始终以挑剔的眼神看待外来者，通常指对财富精英、知识精英才网开一面。

　　值得警惕的是，在“门槛”政策日益遭到批评的今天，“精英论”正悄然发生着变异。在某些时候，“精英论”

　　又以“有用论”的姿态登场，并且极容易赢得掌声与喝彩。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放松对外来进京人口的限制，但理由是外来人口给北京带来了智慧、资金、廉价的劳动力，是外来人口缓解了城市人口老龄化危机，是外来人口优化了城市的产业分工……总之，降低“门槛”的原因是外来人口对北京“有用”。

　　“精英论”也好，“有用论”也罢，传递的都是同一种信息：“北京不是谁想来就来的”，除非你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足够的好处。在这种传统思维模式之下，人不过是服务于城市或服务于另一些人的工具；这样的观念是对“以人为本”的最大悖逆。

　　我们总是要无数次重申同一个道理：选择到哪个城市工作生活，是公民个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因出生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权利的视角看，谁想来北京都可以来。当然，权利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力上的平等，北京想进就可以进，但“定居”的确需要“门槛”。只不过，这道“门槛”不应该是公共权力制造的“权利门槛”，而应当是市场机制造就的“能力门槛”。

  　人们之所以涌入城市，乃是因为城市里蕴藏着农村所没有的各类稀缺资源。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充满着外来人和本地人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在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竞争者的个人能力是决定竞争结果的最主要因素。“进入北京”

　　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但并非每个想“定居北京”的公民都具备定居的能力。“长安大、居不易”，在就业机会、生活成本等多种约束条件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会选择最合适定居北京的人。

　　事实上，我们一直是站在不公平的起点上讨论人口流动问题。户籍制度已经造就了“权利门槛”，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也制造出了“能力门槛”。当两个“门槛”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时候，公平就距离我们越来越远；更何况，两种“门槛”都仅指向一个群体（外来人）。

　　哈佛大学人人可以报考，但并非人人都有能力考得上。北京人人都有权利定居，但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定居。政府的职责所在，应当是尽可能打破“权利门槛”，实现机会均等；同时充分发挥“能力门槛”的作用，以规则平等保障结果的公平公正。

　　在未来理想的状态中，“能力门槛”面前，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一律平等，大家在平等的规则下共同竞争，谁有能力谁就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