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大幅度萎缩 东莞制造悄然转身
在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呼声中，东莞当地以台商、港商为主体的中小制造业企业的生存境地日益艰难。
在前不久台湾地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发布的《2007年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中，传统的制造业基地“珠三角”被抛弃，众多台商将眼光更多地投向了“长三角”。
虽然“珠三角”地区大量制造业企业外迁也引起了关于“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但“制造”的升级，已是不可扭转的趋势。
变化
2007年12月13日，经历了几日酷热的东莞忽而天气微寒。
下午6点多钟，天色已黑，在深圳宝安机场送走来工厂造访的订货商，香港人黄顺隆乘着公司司机驾驶的马自达汽车从深圳赶回东莞。他和朋友合伙开办的海默斯金属制品厂坐落在东莞道滘镇，雇工有200多人。
过了隧道不久就是东莞地界，一路畅通，然而高速路水泥隔离礅的另外一侧，往深圳、香港的方向却被巨大的货柜卡车堵得水泄不通。“明天周五了，明天大家都赶着出货，会更堵。”黄顺隆自言自语道。自从15年前他第一次踏上东莞的土地，就与这条路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那个时候这条路线从深圳到东莞，同样的距离，要花费现在4到5倍的时间。15年来，这条路从一条颠簸起伏的低等级公路开始不断翻修，直到成为东莞与深港方向最繁忙的高速路，巨大的货柜车满载着货物不间断地往返其间，反复不断地重压让高速路几经翻修。
这条路两侧的风景一直在不断地变换。
黄顺隆还记得自己15年前初来东莞的时节，正值盛夏，荔枝丰收，也是这条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绿色山丘和茂盛的荔枝林。随后，现代的愚公故事开始上演，一些小山丘开始被人工铲平，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厂房，那些与厂房配套，修建的好似鸽子房一样的宿舍很快挤满了各种口音的打工仔，那些厂房很快就开始昼夜不眠，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几乎每座厂房一建成，宿舍楼的窗口上就马上会挂满衣物，似万国旗。
那种火热茂盛的日子延续了不少年，变化仍在发生，大约从两年前开始，其中一些厂房和宿舍的灯渐次熄灭了。
“去年，就是我听到的，在东莞周边1000人以上大规模鞋厂就倒掉了5家。”来自台湾的工厂主刘家宏说。大约是5年前，他开始在东莞厚街镇投资开设了自己的泰鼎塑胶制品厂，他的订单大多来自欧美日等国家。
刘家宏和黄顺隆是好朋友，他俩的工厂规模非常接近，都属于中小型。在东莞，他们的业余生活实在是乏善可陈，两个人闲暇时也只能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刘家宏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传播系，却进入了在台湾有着深刻传统的制造行业，十多年前，他以“台干”的身份踏上了东莞的土地，为当时已在东莞设厂的台商打工。
自己做了老板的刘家宏却率先体尝到了环境的改变：“我们赚也有赚到啦，可是没赶上黄金年代。”
早于刘家宏等人第一批在大陆设厂的台商、港商是在此掘得第一桶金的人，“当时的利润率是现在的10倍还不止。”刘家宏说。
一声叹息
利润的大幅度萎缩源于：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逐渐恶劣的竞争环境以及宏观面上的政策、汇率等方面。但是，对于众多在东莞开设中小规模工厂的台商、港商来说，心中也不无愤懑——他们已经不能享受到10年前那样包括地租低廉、税收三减五免等在内的宽松环境。
他们的处境甚至有些窘迫——这首先体现在劳动力的变化上。劳动力高企，普通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在3年内涨了一倍，月工资从600元左右上升到1000元以上。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质量却大不如前，以前一次招来三四十个工人，1年后，大约流失掉5%，现在这个比率却正好倒过来，几乎95%的工人都会流失掉。有趣的是，这些工人的学历普遍比早年大幅提高，可是他们却更加耐不住辛苦和寂寞，他们会在招工时将工厂附近有没有网吧、卡拉OK等娱乐设施作为选择工作的条件。可是，即使满足了以上的条件，招工依然很难，在东莞街头，随处可见工厂为了招工，在自己厂房高处挂出的红色横幅。
人民币的逐渐坚挺使这些从事外贸加工的工厂面临着高额的汇率损失。15年前，100元港币可以兑换140元人民币，而现在，人民币与港币的比率为10比9.95。“人民币现在是强势货币，可是对于我们来说，80%以上的货物都是做出口。上个月，因为汇率变化，在一个订单上我就损失了120万人民币。而我听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最终目标是5比1。”刘家宏说。
黄顺隆补充道：“还有那些小作坊的竞争。”在他们经营的工厂周围，众多非常有当地特点的新村屋林立，这些占地面积不大却建得瘦而高的小楼非常密集，其中隐藏着很多从事制造加工业的小作坊，他们往往是家庭制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抢食着一些小订单。他们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可以看到一些身着油污服装的人在锈迹斑斑的机器旁忙碌着。
由于这些小作坊的存在，东莞的制造业加工企业常常会面对一些不可理喻的砍价者，他们会把价格砍到成本以下。黄顺隆说：“3个月前有一个订货商将一种金属徽章的价格砍到每个1元以下，我和他说我做不了，因为真的是连成本都不够，我要做至少一块三。当时客商和我说，你不做有人做。”但有意思的是这个订单不久以后又回来找他了，因为，那个客户把订单低价发给小作坊，小作坊将本来铜镀金的工艺改成了铁镀金，产品发到欧美市场后出现了褪色的质量问题，被退货。订货商只好又回过头来找有多年国际订单经验、管理比较规范的工厂。
此外，地租的飙升，各种费用的增加以及即将于200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新劳动法都增加了这些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错峰用电的限制也让他们苦恼，停电就无法生产，订单不等人，有的企业为此添置了发电机，但是，当他们拿着油桶上街，却买不到柴油。
轮回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毕竟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是比较低等级的制造企业。”刘家宏无奈地说。包括他在内，在东莞从事中小规模制造业的台商、港商都深知自己只不过是身处在又一个制造业轮回的中央。
东莞的中小规模制造业以台商为主。台湾本地的产业一直以制造业为支柱，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的加工工业以外向出口为主，也主要以劳动密集型、能源密集型、污染密集型的轻纺、橡胶加工等为主，这些行业成长很快，但是带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岛内的劳动力成本飙升，聘用一个熟练的制造业工人，企业需要付出每月2万元台币的成本，相当于5000元左右的人民币。而当时来内地设厂，聘请一名工人的月工资仅需500元左右，仅劳动力一项，成本就能节约10倍。
20世纪70年代初起，台湾开始推进制造业的升级换代，在继续发展加工出口工业的同时，开始推动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资本及技术密集工业开始崛起。而多年积淀的一些低等级、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也源于追逐劳动力低成本的原始需求开始大规模输出。改革开放后，内地的珠三角地区，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惠的招商引资条件，以及同宗同源的文化共性，几乎成为他们的首选。
这只是又一个相似的制造业轮回。由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追逐低成本劳力的原始本性，东莞的中小制造业面临抉择。
行业轮回的同时，牵动着人的命运流转。
东莞厚街镇，是台湾人最集中的地方。这些台湾人被分为四种：台商、台干、台劳和台流。
台商自然是指在此投资的工厂主；台干是指为台企打工的台湾人，他们一般在台资工厂中从事着管理类的职位；台劳指的就是台湾劳工。
他们从事着比较低级的，以劳力为主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台流”。他们是以上三种人落魄后的统称，这些台湾人因为生意破产等种种原因，流落在当地。
台干往往有机会升级为台商，刘家宏就是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台资厂工作一段时间后，积累了资源、经验和资本，转为自己开设工厂。而在早期黄金年代就来投资设厂的台商，大多早已赚取了大量的金钱转而经营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人的成长和换代带来的是制造业的更加分散，台干由于积累了经验和资本成长为中小规模的台商，而此前在工厂工作的内地打工者们在学会了技术之后，有些人叫来了自己的亲戚，开设了更小规模的加工作坊。在这个轮回过程中，竞争格局变得更加复杂。
转型
黄顺隆在考虑，是搬家——将工厂搬到成本更便宜的越南，还是干脆关掉工厂到北京开设餐厅。刘家宏在思索，是否要脱离制造业的环节，升级为贸易商。
无论他们做何选择，挑战都很大。
如果搬到越南，虽然可以得到政策性的优惠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但是上下游链条的缺失，短期之内，可能会面临生产配套的问题。“上个月，王永庆邀集上下游所有的环节集体到越南考察市场。”黄顺隆密切地关注着制造业同行们的一举一动。他认为如果越南当地对于制造业的上下游链条真正成型，东莞的制造业将有规模迁移的可能。
而如果升级到贸易商，将接到的订单发包给小厂，需要面对着质量控制环节的风险——东莞制造业的订单大多来自欧美日等国家，来自这些国家的客商对于质量、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往往非常苛刻，一个很小的质量问题就可能会损失一个长期客户。
刘家宏说：“订货商往往会喜欢直接与制造环节的厂商对话，因为这样比较容易对质量进行控制并且将成本降到最低。如果我自己不做制造，以前的客户会大规模的流失，这其中只有日本客户可能会相对稳定，因为他们的特点是比较看重人的信用。”
黄顺隆现在更倾向于先将工厂搬到成本较东莞低廉，并且离上游原材料供应商更近的广东惠州。迁移的距离不算远，但也要付出100万元左右的成本。而刘家宏更多还是采取做一天，看一天的观望态度。去年他曾经和朋友一起去湖南考察，但是他觉得与东莞相比，湖南地处内陆，如果设厂，交通运输的成本让他望而却步。
比他们更早做决定的是台商黄永安，他在东莞厚街镇经营铭基模具有限公司。之前，他一直从事的是与鞋业相关的模具制造，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今年上半年，他和他的合伙人做了进入汽车钣金行业的决定，并为此增资上千万。已经在东莞发展十多年的他不想轻易抛弃自己在这里多年来积淀下的基础，去年，他将之前一直居住在台湾的太太和孩子接到东莞。
传奇
东莞日报社执行主编周智琛偌大的办公室坐落在东莞报业大厦11层，这位“80后”的年轻人喜欢穿着中式衣服，会客完毕他会谦和地将客人从楼上一直送到出租车上。他的时间表非常紧张，常常是凌晨3点入睡，早上7点起床，办公室几乎就是他的家，他的节奏和东莞一样快。
东莞的快节奏常常导致很多新闻，周智琛本身也是个新闻人物，他是眼下最年轻的党报总编辑，他现在正在做的事充满挑战，“党报的心，都市报的身”是他提出的《东莞日报》改版口号。
从媒体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周智琛早已习惯于质疑的风格。他刚刚写了一本书：《大转折——一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书的开篇他写道：“毫无疑问，东莞已到了转身的关键年份。将时间定格在2007年这一点上，回眸前面20年，远眺后面20年乃至更远，人们对东莞未来发展的基本态度还是‘信心十足’。但，能耗、污染、土地，也被外界认为是影响东莞乃至东莞社会变革的三块短板。”
虽然有短板存在，必须正视的是，20年来，以东莞制造为核心的快速发展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东莞的富庶：东莞目前的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了4000美金，已经超越了的大多数城市和地区的现有水平，相当于新加坡、韩国和香港、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对于东莞未来的方向，东莞市市委书记刘志庚在2007年1月份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大量的段落强调产业的转型和调整，反复强调东莞要推动传统产业集群由加工制造中心向营销中心、技术中心、设计中心、时尚中心转型，加快“东莞加工”、“东莞制造”向“东莞创造”转变。
东莞一直是个不缺故事的地方，在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中，16岁的姑娘幺妹到“更南的南方”东莞打工，年轻姑娘身着工作服在工厂门口留影，眼里充满期待。
东莞向前走，永远不变的只有接连不断的变化。
东莞日报社执行主编周智琛在他的《大转折——一座城市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写道：“毫无疑问，东莞已到了转身的关键年份。将时间定格在2007年这一点上，回眸前面20年，远眺后面20年乃至更远，人们对东莞未来发展的基本态度还是‘信心十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