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现代商战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当今商界悄悄的流行,看似偶然实乃必然。21世纪的商界,多少有点象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一百年前,是一个政治军事大变革的时代,一方面是以八国联军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对我中华民族虎视眈眈、分疆列土；一方面又是各封建军阀招兵买马、开疆拓地、战地为王。一时间,枭雄蜂起、变化莫测。而今天,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一个经济文化大变革的时代,一方面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西方资本全面进入我国庞大的市场；一方面又是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异军突起,争夺市场。一时间,企业家成为时代的英雄。历史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重演着！
为什么有些企业能在现代商战中胜出？而大多数企业却在商战中昙花一现？为什么跻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如此只少,仅有的几个五百强企业与世界级企业相比,也缺乏应有的竞争力？企业面对国际间的实力竞争该如何应对？面对国内企业的近乎无序的竞争,又该如何应对？民族企业如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地方到全国、从国内到世界？MBA的课本里,很难找到答案,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回到毛泽东时代,或许能有某种启发。
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它之所以能够应用于当今企业商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时代环境的类似性,均处于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的主旋律是革命,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是发展；其二、军事组织与企业组织在组织的发生、发展、分化、成长的机理上的类似性；其三、军事斗争与商业竞争的类似性。前者是流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后者是不流血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归根结蒂,都是一群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斗争；其四、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基于、人及文化土壤,融合了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产生的,这与企业商战思想必须立足于、人与文化,同时,吸收西方先进的商业思想类似；其五、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充满了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是从军事斗争的特殊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一般规律,对于人类各种各样的竞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现代商战作为竞争的一种形式,当然也不例外；其六、毛泽东军事思想是被实践检验证明成功的,它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来自实践又能回归到实践的理论,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实际上,毛泽东军事思想从他诞生起,就已开始在现代经济和商业中应用了。任正非、张瑞敏、史玉柱、吕松涛、蔚严春、王长林……我们可以从长长的企业家名单中,发现这一点。无论你承认与否,当今许多优秀企业家都是受过毛泽东军事思想熏陶的,他们要么就是毛泽东时代受毛泽东军事思想耳濡目染而成长起来的老一辈；要么就是出于自动自发而自学毛泽东军事思想,并自愿自觉地受其指导的中青年一代。他们的事业因为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而成长壮大,又因为没有完全学好毛泽东军事思想而挫折失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耳熟能详的史玉柱及其企业的兴衰史,却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商战中的应用研究,应该是一项有意义的、系统的和长期的任务。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军事思想虽然在商界实践中普遍运用,却没有引起经济学界和商学界的应有重视,致使企业界的简单运用充满了盲目性。本文拟从若干视点展开分析,期望能引起企业家、专家学者和政府的必要重视,开始从实践到理论层面的全面研究,让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当今商界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一、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社会各阶级分析》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又何尝不是商战的首要问题呢？目前,国内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开始逐步确立,商业竞争也日趋激烈。然而,参与商战的企业还并不成熟,商战的形式也十分简单、初级,造成商战的结果要么是赢家通吃、竭泽而渔,要么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我们有些企业老板,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其在商战中处处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不仅把同行业的竞争对手看作“冤家”（敌人）,而且把供应商、员工,甚至客户都看成“敌人”,如此经营、如此商战,尽管能逞一时之强,最后必然是四面楚歌,难以为继。譬如通过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牟取暴利,通过坑蒙拐骗赢得合同和贷款,通过行贿受贿大搞不正当竞争,等等。又譬如价格战,也是我们商战中惯用的一种方式。为了竞争的需要,不惜喊出“跳楼价”,让行业陷入恶性的价格竞争,从而毁掉整个行业。前几年,北京的“大书”（系列礼品书）生意,就是在成就了几个“暴发户”后,因恶性价格竞争而元气大伤的,至今没有转机。诸如此类的商战,还可以举出很多,如四川长虹引发的电视价格大战、广东的DVD行业竞争、成都郊区的家具行业竞争,等等。
作为现代商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加以重视呢？原因就在任何竞争都是实力的较量,任何实力都是有限的,为了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就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朋友,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孤立尽可能少的顽固的敌人,作为打击的对象。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竞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弱化敌人,从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从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发现了革命的朋友和最大的同盟者——农民,革命的敌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前者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后者集中在城市,于是,采取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也需要做这样的分析,不是阶级分析,而是客户市场及其行业形势分析,发现无人竞争的目标市场,从而尽可能减少自己的敌人,增多自己的朋友,是企业取得商战胜利的关键。娃哈哈、TCL、还有西安的步长集团,为什么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均取得了成功,恰恰是他们不在城市的竞争中扎堆,独辟蹊径地发现了广阔的无人竞争的农村市场。
企业的朋友应该包括所有与企业利益相关的集体或个人,包括企业员工、客户、供应商、分销商、政府部门、行业协会、行业同盟、甚至大多数竞争对手；而企业的敌人则应该尽可能缩小其范围,主要是与本企业直接竞争的目标市场中的前几名的少数企业,甚至可以缩小到仅指那些恶意竞争的敌对企业。正如在毛泽东思想中所体现的,敌人是可以转化为朋友的；在商战中更是没有永久的敌人。
从这一点继续深挖,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运动战、游击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统一战线”、“持久战”等军事思想,无不闪现着类似的辩证思维:团结和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区分、认识和打击极少数的顽固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和同盟的势力,从而赢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二、 避免单纯的军事路线与避免单纯的商业路线
前文论述了革命时代与商业时代的某种相似性,这里将再次阐述当前部分企业采取的商业路线,与百年前某些军阀的军事路线的相似性,从而揭示毛泽东独特的军事思想路线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且还将在商战中继续成功的秘密。毛泽东的秘诀就在于:军事与政治相结合,避免单纯的军事路线。应用到现代商战,相应的语言应该是:商业与文化相结合,避免单纯的商业路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军阀各据、土匪蜂起。军阀土匪们为了争夺地盘、争夺枪支、争夺财产,经常发生武装冲突。他们为了打仗而打仗,贯彻的就是一套单纯的军事路线,认为只要有地盘、有枪支,就有力量,就能站稳自己的地盘。新生的红军,在那个时代,也深受这种风气的影响,部分革命同志沾染了严重的单纯军事观念。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一倾向,在其《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的第一节——“关于单纯军事观点”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军事必须与政治相结合,“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
对比今天的商业现状,我们不能不引发深思。很多企业流行着,单纯的商业路线、单纯的经营路线、单纯的经济路线,他们认为,商业就是商业,就是要赚钱,从事商业、经营企业就是为了赚钱,除此之外,别无追求。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商业竞争表现为,急功近利,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污染环境,只注重企业规模大小与市场份额,不注重企业员工素质技能的提升、文化的建设、管理技术水平的发展和社会的责任。这也揭示了企业如此短命的原因,他们的平均寿命不到三岁,他们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如何避免这种错误路线呢？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企业家提供了正确的指南。
山东有个人称“蔚马列”的厂长蔚严春,他领导的青州卷烟厂在短短数年内,从濒临破产发展成为拥有十几亿资产的现代化企业,靠的是什么致胜法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蔚厂长的话就是:“背靠马列,面向群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蔚厂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多年来,逐步塑造了青烟厂独特的企业文化,使得全厂干部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企业脱离困境、开辟市场,奠定了牢固的文化基础。
无独有偶,河北邢台有个晶牛集团,他们的兴企大纲就是“弘扬毛泽东思想,用足政策法规,探索现代企业制度”。晶牛集团董事长王长林还组织编著了一本《红色企业与嫁接理论》,详细阐述了晶牛集团将毛泽东思想运用于企业经营中的思想与方法,他们概括为十个嫁接:一、将毛泽东的人民观与晶牛为谁办企业的经营实践相嫁接；二、将毛泽东的群众观与晶牛靠谁办企业的经营实践相嫁接；三、将毛泽东的战略观与晶牛战略决策实践相嫁接；四、将毛泽东的廉政观与晶牛管理创新实践相嫁接；五、将毛泽东的变革观与晶牛体制创新实践相嫁接；六、将毛泽东的军事观与晶牛市场竞争创新实践相嫁接；七、将毛泽东的科技观与晶牛科技创新实践相嫁接；八、将毛泽东的辩证观与晶牛危机管理创新实践相嫁接；九、将毛泽东的开放观与晶牛“走出去”战略创新实践相嫁接；十、将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晶牛企业文化战略创新实践相嫁接。
这里,用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的一句话作为本节的概括:“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翻译成商业语言,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企业的工作首先是商业,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企业是愚蠢的企业,而愚蠢的企业是不能战胜竞争对手的。
三、 用“五行学说”分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成功与现代商战的失败案例
大多数人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都习惯于从战略战术的层面展开。笔者拟从一个相对独特的视角,系统地加以分析,这需要借助于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思想。所谓“阴阳”,就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的两种生存形态,“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五行”,就是古人总结的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之间存在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相互消长的关系。相生的规律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的规律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在古人的世界观里,万事万物,莫不是遵循着阴阳五行的平衡规律发生、发展、衰弱和灭亡的。今天,这些规律仍然适用。
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阴阳思想,我们可以从以《矛盾论》为代表的毛泽东辩证思维中得到大量的解读,这里不做详细的展开。运用“五行学说”解读毛泽东军事思想,却是一个非常新的尝试。这里,需要我们根据当前的情况,赋予“五行”新的含义。我们可以这样定义:金——核心竞争力；水——驾驭变化力；木——学习成长力；火——价值提升力；土——资源整合力。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能够指导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充分符合五行平衡发展的成长规律；当代企业在现代商战中的失败,就是因为不懂五行相生相克的平衡原理。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毛泽东军事思想被人誉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是有道理的。这里仅以抗日战争作为例子分析。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正式开始。战争之初,亡国论调甚嚣尘上。从五行的角度看,就是军队的“金”不如人,也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远不如日本军队。速胜论者因没有看到这一点,而片面乐观；亡国论者因为看到这一点,又片面悲观。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提出了《论持久战》,为整个抗日战争廓清了方向。他是如何分析和运筹的呢？从五行相生学说来看,要取得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增加我们的“金”（核心竞争力）,为了增加“金”,就必须增加“土”（因为“土生金”）,
“土”是什么？就是资源整合力,就是统一战线。用毛泽东的原话,就是“在什么条件下,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就把握住了“土生金”这一五行的关键原理。如何实施统一战线呢？对外,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国际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援助；对内,与全国人民联合,尤其是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共产党与国民党已经有十年内战,双方政见天壤之别,彼此视同水火。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悲剧性的结局落幕,更给第二次国共合作带来了心理阴影。一大批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并没有精诚合作的诚意,毛泽东的统一战线该如何落实？
“火生土”,可以解释毛泽东后续的一系列政治军事行动,从而真正落实了“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关键在于,合作各方必须切身地感觉到自己经合作后所得的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要解决“合作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的问题。为了让统一战线各方,尤其是国民党一方感觉到自身的价值,毛泽东采取了如下几项主要措施:一、强调民族矛盾,把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政党矛盾之上,做为当前主要矛盾看待；二、再次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并且申明共产党抗战救国十大纲领,是符合三民主义的；三、对国民党队伍进行细分,孤立其中的亲日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民党力量。包括对蒋介石也是既团结又斗争；四、调整和改进土地政策,团结大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五、将共产党军队接受国民党的改编,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这些措施的推出,犹如一团“火”,提升了统一战线各方的价值,最终促成了统一战线的形成与稳固。
如果我们继续问:“共产党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损失惨重,为什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不仅能给合作各方提供价值,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是在领导国共合作,领导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里又要回到“五行学说”,因为“水生木,木生火”之故。水,代表驾驭变化力；木,代表学习成长力。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井冈山割据,到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到两万五千里长征,复杂变化的环境,锻炼了红军和共产党,提升了他们驾驭变化的能力,这种能力又进一步促进了组织的学习能力。实际上,经历长征之后的红军与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比较成熟的组织（这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导是分不开的）。因为共产党组织的成熟,他才有足够的能力与实力领导抗日统一战线。
从上述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的抗日战争,不是盲目的军事冒险,而是符合五行学说的智慧战争。相反,我们现代的商战,却往往背离了五行学说的相生相克原理,经常因失去系统的平衡,而归于失败。2005年5月份的《经理人》推出了一份独家报告“企业管理黑榜”,暴露了2004年四十多家知名企业商战失败的案例。调查人将失败的原因归纳为三个特征:资金链断裂、企业高管出事、多元化陷阱。从五行学说分析,至少有五个原因:其一,缺“金”失衡。许多企业因缺乏核心竞争力,在竞争中归于失败。加入WTO后,企业与国外企业竞争劣势的直接原因就在于:缺乏核心竞争力,许多品牌成了跨国公司的囊中之物。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在上述“黑榜”中并未完全罗列。其二,滥用“土”力,也就是盲目的多元化。许多企业有了资金后,就想搞多元化经营,期待着“东方不亮西方亮”,结果哪方都不亮。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在做资源整合（包括业务多元化、资产重组、兼并与收购、资金整合等）时,忽略了整合的目的。他们为了整合而整合,不知道整合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赢得市场生存的竞争优势。他们忘了“土”不能过,过必克“水”（驾驭变化力）的道理。也就是说,过分的整合资源,会严重制约企业的适变应变能力。德隆系的轰然倒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企业因过分的多元化扩张造成资金链断裂而不能应付变化,整体溃败。其三、不懂以“火”生“土”。资源整合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不懂得提升利益相关方的价值,让他们在合作中看到自己的利益。许多企业家俱乐部、联谊会、电子商务平台难以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此。其四、忽视“木”力,缺乏成长性。企业普遍短命,企业经营者对于组织成长、员工成长、企业文化成长缺乏应有的必要的关注。象方正科技PC骨干“集体叛逃”现象,在商界已是司空见惯。原因在于,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欠缺,不能通过学习而成长,通过成长而获得生命力。商战竞争说到底,还是生命力的较量,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华所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组织,就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和成长的生命型组织。其五、缺乏必要的驾驭变化的能力,也就是缺五行之“水”。譬如,三鹿集团因其它公司假冒奶粉事件而受到牵连,不能及时进行危机攻关,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失,就是缺“水”的表现。企业具备象“水”一样的应变能力,就能促使企业在变化中更会学习,更善于成长,因而十分重要。如何生出“水”力呢？以“金”生“水”,也就是说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核心竞争力,方能以不变应万变。
上文仅从“五行相生”原理,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现代商战做了简单的对比分析。从“五行相克”原理,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精辟分析,发现更多“战争”与“商战”共通的规律,限于篇幅,本文就不详细展开。企业家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往往容易出现“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片面学习现象。结合五行原理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方能领悟其中的平衡发展与生克变化之道,真正做到适时转换、辩证运用。
总而言之,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应用于现代商战,将给企业的经营者更多更深层的思考,使他们取得更大更持久的成功！（2005年5月7日,作者为北京百丈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化管理思想论坛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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