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战略决策路径
了解真相才能决策正确
帝王管人，建立在决策正确的基础之上，决策正确又以对事实的了解为前提，康熙以深入“基层”的方式了解真相，使他始终能稳稳地操纵全局。
通过严格立法约束官吏的行为是整饬吏治的一个必要环节，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任何立法都需要人来执行，因而人才是操纵稳局的关键因素。对此，康熙倾注了大量精力，除运用通用的考察办法对官员进行考察外，尤其注重亲自考察，并利用亲近大臣密奏的办法了解官员的真实情况。
当时通行的考察办法有三种，即京察、大计和军政。京察是考察京官的，６年举行一次；大计是考察京外官的，３年举行一次；军政是考察武职官员的，５年举行一次。届时，在京衙门三品以上官，地方督抚及提督、总兵自陈功过，由吏部、都察院开列事实具奏候旨；下属官员分别由京堂官、督抚、提督填注考语，造册并送吏部和都察院考察分等。有卓异、称职、不谨、贪酷等别，然后按例升赏、留任或降革。以上考察形式，往往因人数众多和人际关系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流于形式。不过康熙时期对此有所修正，就是在大计、军政之外另行“两年举劾”之制，由军政长官举劾下属功过，分别奖惩；京堂官可以随时对属下甄别、指参。
康熙亲察形式多种多样。如在京各衙门建立注册考核制度，规定部院官员因病因事不上衙门均需登记注册，“以凭分别勤惰”。康熙通过随时翻阅登记簿，就可以准确掌握官员的出勤情况，以备奖惩。如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年）二月，康熙发现翰林等官告假者竟至三分之二，随即决定：“有告病回籍者，全行解职回家！”
对各省督抚等大吏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他们赴任前的陛辞过程中。按照清代的规定，凡新任督抚提督等官，在正式就任前，非经特许，都要亲自向皇帝辞行请训。陛见时，康熙往往还和他们共同研究当地的问题以及前任官的得失。通过这项内容，康熙便可熟悉这些官员的身体状况、见识和能力，为以后进一步考察任用提供参考。如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二月十三日，新任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见，康熙同他研究了禁陋规、节冗费、整理官吏队伍等问题。康熙知道徐任山东巡抚时居官清廉认真，故将他升任此职，勉励他正己率属、清除漕弊。徐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提出了一套禁陋规、节冗费的计划，受到康熙的称赞和支持，他的计划也得以批准。康熙还同即将赴任的广东提督许贞研究缉捕盗贼问题。许原为郑成功部将，降清后授左都督，驻赣县垦荒，耿精忠反乱时，他起兵剿贼，屡立战功，授总兵，以骁勇善战著称。陛见中，许贞详细分析了广东盗贼情况，并提出合理建议，受到康熙的称赞。许贞的才干也自此为康熙所熟知。
康熙在批阅奏疏时也注意考察官员。湖南巡抚韩世琦奉命采办楠木，他却上疏称四川酉阳土产楠木，请求让四川督抚办理。不久他改任四川巡抚，又奏称距酉阳路途遥远，不便前往察看，请行交湖广督抚就近察看。康熙由此看出他办事不认真，善于推诿，故令吏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原任甘肃巡抚布喀，在陕西灾荒时擅停宁夏等处济运陕西之粮，而将西安所属长武等州县库粮私行挽运，运粮迟延之责皆委之西安所属官员。不久他调补陕西巡抚，又请令甘肃巡抚将宁夏粮挽运，迟慢之罪又卸诿他人。康熙见他只图个人功名利禄，不顾军民生死，品德恶劣，特旨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康熙还通过阅读刑部秋审重囚档案发现，其中文字错误处很多，断定九卿复审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他认为此类文书关系人命，一字一句的错误都不能容许，因而下令都察院严察议处。此外，对专事逢承、谬言事件、冗长浮泛的问题，康熙也都一一指出，严令改正。
康熙在巡视活动中也注意考察官吏。他一生巡视活动甚多，仅南巡就有六次之多。每次出巡，各有视河、谒陵、狩猎、避暑等具体目的，但周览民情、察访吏治则是经常性任务。如八年（１６６９年）二月巡行近畿时，康熙发现通州知州欧阳世逢及州同李正杰、副将唐文耀三人庸劣无力，俱令革职，并追究直隶督抚不早行参奏之责。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首次南巡经过江苏宿迁时，发现漕运总督邵甘问题不少，将其撤职，令随旗行走。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第二次南巡结束，康熙根据一路了解的情况，任免一批高级官吏，如漕运总督马世济以疾病原品退休，由兵部侍郎董讷接任；原河道总督勒辅实心任事，劳绩昭然，复其原品；杭州副都统朱山庸劣解职等。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年）第六次南巡中，了解到著名清官张伯行、陈鹏年等人受到两江总督阿山迫害的真实情况。通过出巡活动，康熙还发现，各省文武官员普遍存在因循怠玩的弊病，因此敕令各督抚提督等官，通行所属，严加整顿。对于出巡访民察吏的效果，康熙曾不无得意地说：“居官贤否，只有舆论反映最准。如果真是贤吏，询问老百姓，百姓自然会交口称赞；如果不是贤吏，询问百姓，百姓必定会含糊其辞。官吏是否贤明，于此可以立即明白。”
康熙很重视亲信密奏的作用，特别是在其后期，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党派之争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各级官吏很少据实上奏。康熙为掌握真实情况，便把密折视为特别耳目，亲自批阅。开始时，密奏权只授予一些亲信大臣，如差遣到各地办事的钦差，可专折密奏所见所闻，典型者如江宁织造李煦等人即是。后因发现派出钦差等人有在外为非作歹者，又给督抚密奏并擒拿歹徒之权。再后来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亦许密奏。
密奏方式确曾收到一定效果，查清一些通过正常渠道难以查清的问题。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年）江南科场案被公开披露后即发生督抚互参事件。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通同作弊，揽卖举人，胁索银两，而噶礼则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等事，双方互不相让。加之主审案件的钦差张鹏翮等人圆滑世故，或拖延审察，或模棱两可，致使情况愈审愈乱，无法处理。康熙便令苏州织造李煦秘密调查奏报审案实情，江南群众反映及噶礼、张伯行的具体情况等。根据李煦的如实反映，康熙了解到噶礼、张伯行所反映情况均有其事，只不过是双方原有矛盾，借此相互倾轧而已，于是他亲自作出处理：噶礼原来声名就不好，加之有收取贿赂的行为，革职；张伯行素有清官之名，但办事苛求并有一定过错，革职留任。
但密奏也并不绝对可靠，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反映真实情况，但也可以利用它隐恶扬善、巧取功名，甚至可以利用它诬陷他人，关键是对其进行认真鉴别和正确掌握，正如康熙所说：“密奏亦非易事，稍有忽略，即为所欺。”但它能让自己看问题更加清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客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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