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故事：康熙如何调动大多数？
符合大多数才能调动大多数
家事国事天下事，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事，少数终归是压不倒多数的。因此做事需要从多数的立场去考虑，否则，稳定的局面就无从谈起。
康熙做事，总是着眼于多数，废除律令和尊儒两件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康熙即位初年，由于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运动被平息，以四大臣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继续推行"圈地"、"逃人"和"投充"等明显含有歧视汉族内容的政策法令，从而使趋向缓和的满汉矛盾再度激化。而康熙鉴于满族统一辽东和漠南蒙古的经验教训，深知单凭武力是不能将统一局面长久维持的，必须争取其民心，而且深信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及精通这些儒家经典的汉族士大夫是有裨治道的，因而在亲政后对汉族士大夫积极采取笼络手段，并逐步修正"圈地"等落后政策。
《逃人法》是满洲贵族为维持其残余的奴隶制统治而设立的缉捕逃亡奴仆的法令，为清初所推行，特别是顺治年间的《逃人法》，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特征。如规定逃人逃跑二三次始行处死，遇赦得免，而土著窝主一经发现即被正法，妻子、家产籍没给主，遇赦不赦，邻右、十家长也要连带受重罚，惟旗人窝主仅鞭一百，罚银五两。这便使得汉人，无论地主还是普通百姓，都深受其害，大为不满，造成严重的满汉民族矛盾。
康熙四年（1665年）正月，为了使《逃人法》既注重保护满洲贵族的既得权益，又能适当照顾汉族地主的正当要求，体现严惩讹诈、轻处窝主的精神，开始修订该法。修订后的《逃人法》规定：凡有奸棍借逃行诈行为者，审实后交刑部正法，结伙借逃报仇、诈害良民者，无论旗下或平民百姓，"俱照光棍例治罪"；停止执行窝主处死、刺字及给旗人为奴之例，改为流徙尚阳堡；相关邻右、十家长及地方官"免其流徙".康熙十一年（1672年）后更规定，有关逃人案件除宁古塔外，其余各省由当地督抚审理。由于督抚等地方官大多由汉军旗人或汉人充当，他们比较注意稳定社会秩序，很少大肆株连或重处窝逃行为，因而受到广大汉族地主的欢迎和拥护。
到康熙初年，随着大规模圈地活动的停止，原有《逃人法》的修订，此弊才基本被制止。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所尊崇的正统思想。清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仍按明代嘉靖年间的封号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孝庄皇太后等人则相反，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因而"辄加禁抑"，他们既不搞尊孔崇儒，更不设经筵日讲。然而康熙帝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坚信儒家学说有裨治道，因而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句读经书，了解明代的典章制度和宫廷轶事。
康熙八年（1669年）四月中旬，即处置鳌拜前月余，康熙便采纳汉官建议，举行隆重的太学祀孔活动。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在宫中致斋数日后，在诸王大臣陪同下亲往太学祭奠孔子牌位，行三跪六叩大礼，并至彝伦堂听满汉祭酒司业等讲《易经》和《忆经》等精义。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还亲制《日讲四书解义序》，进一步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将道统和治统完全统一起来，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圣贤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表明自己以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决心。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归途经过山东曲阜，特地到孔庙祭奠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御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决定重修孔庙树立孔子庙碑，并亲自撰写碑文"以昭景行尊奉至意".这些崇孔活动及康熙从中表现出的至诚态度，无疑使汉族士大夫倍觉亲切，甚至颇为感动。
不仅是搞尊孔活动，康熙还采取了一系列尊崇儒学的实际举措。
康熙亲政以后，仪制员外郎王士祯等人再次请求恢复八股取士旧制，康熙便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为号召，满足汉族士大夫的要求："此后照元年以前定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试。"这些举措，对争取汉族士大夫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朝野史大观》甚至有"自是以后，汉族始安，帝业始固"之说。
与此同时，康熙还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筵日讲活动。首次筵日讲在瀛台举行，由国史院学士熊赐履主讲。
日讲活动始于康熙十年（1671年）四月，由翰林院满汉学士充任，同年八月起又让日讲官兼起居注。由于日讲起居注官员与皇帝接触最多，因而很受信任，升迁也快。根据有人统计，从康熙十年四月到二十三年九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前，共有42位汉人担任此职，其中江南（今安徽、江苏两地）人最多，有18位之多。如果按广义上的江南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湖南、湖北）等地，即有32人之多，占总数的75％以上。说明康熙在南巡前已对江南士大夫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也为日后江南地区士人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贵的是，康熙学习非常认真。每天上朝听政之前，五更天即起床诵读，傍晚处理政事完毕后又继续讲论琢磨，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仍不愿停止。每逢外出巡视或到南苑游猎，也从不辍学，必令讲官随从，以便随时讲论。他在听讲过程中有疑必问，尤为询问熊赐履为多。更可贵的是，康熙学习儒家学说特别注重实际，反对溢美之辞和那种照本宣科、于经史精义不加研究印证的传统进讲方式，主张"讲学必互相阐发，方能融会义理，有裨身心".由此看来，管人不是简单地命令人、改变人，而应是顺应民心，调动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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