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居民收入跨越“贫富鸿沟”
当前，海南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着诸多“不和谐”，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贫富悬殊仍在扩大，如同一道大鸿沟横在我们面前。如何缩小差距跨越鸿沟，调整好城乡关系，这不仅是海南５９０多万农民的迫切要求，也是海南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海南省城乡调查队的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４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７７３５．７０元，１０％的最低收入组人均年收入为２３０８．０７元，削除物价增长因素的影响后，实际下降２．５％。１０％的最高收入组人均２１５４９．９６元，削除物价增长因素后，实际增长２．１％。高收入是低收入的９．３倍，比上年的８．９倍增加了０．４倍，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２００４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仍为２．７４１。
调查分析，首先，工薪收入低是造成我省人均收入低的主因；二是家庭人口多就业人数少，２００４年全省城镇居民家庭户平均就业人数为１．６３人，占家庭人口的４６．１８％；高收入组户均就业人数为１．５６人，占家庭人口的６２．６５％；低收入组户均就业人数为１．３８人，占家庭人口的３１．４３％，是十等距分组里就业人数最少和占家庭人口比重最低的组；三是文化水平低，收入的高低与文化程度的高低是趋向正比例关系的，也就是文化程度越高月工薪收入也越高，反过来文化程度越低月工薪收入也越低。比如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均月工薪收入为５５０．００元，大学本科为１３４７元，研究生为２７２１元。而低收入组的就业人员人均月工薪收入只有４３０．４３元，因此推断他们的文化程度大部分很可能没有达到高中水平，这就是造成他们工薪收入低的原因；低收入户的个体经营收入也低。
企业的管理层最富有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省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的阶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这个群体包括企业的管理层和白领工作人员、中小企业家、政府雇员、专业群体比如医生、律师、ＩＴ工程师等等、自由职业人员等。他们是市场扩展、深化和社会逐渐发育的产物。
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从职业角度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
调查结果表明，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最大。尽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小的比重，但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的比重却排名第一。专业技术人员位居第二，他们普遍地依靠其专业知识获得中等以上以至较高的收入，并维持了一种体面的生活。第三产业尤其是ＩＴ产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不断上升，出现了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的局面，其收入也大幅度提高。城市高收入家庭拥有住房、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在购买保险、子女教育方面舍得花钱，旅游、文化、图书等新兴市场是由他们支撑的。
其他职业人员占城市高收入群体比重依次如下：自由职业者、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不便分类的其它从业人员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关注贫困的弱势群体
２００５年５月份民政事业统计月报显示，我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１３７４０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５６６０７。据统计，海南农村贫困发生率在１－５％之间，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在５－１０％之间。至２００３年底为止，全省贫困人口减少到６．１万人，低收入人口减少到５８．２万人。
据分析，我省农村贫困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的群体构成，城市人口主要由接受了高中及其以上教育的群体构成，这无疑是城乡之间最大不平等。如一名到外地就读的本科大学生，每年最少花费１万元～１．５万元，４年最少花费４－６万元，一个４口之家的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便有２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其家庭经济状况更是苦不堪言。尽管国家与学校都采取措施给贫困生以补助，实施助学贷款，但并没有解除大多数贫困家庭承担的经济压力。有的家庭为供养一个大学生，不惜变卖牛、羊、房屋等生活生产资料，四处举债。对有的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意味着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退缩，而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在“多予、少取、放活”总的指导思想引领下，夯实农业基础，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关专家认为，构建和谐海南，就要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过大并不断扩大的局面，继续加强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连接城市生产和农村消费的链条，让贫困群体分享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政府要贯彻落实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要跟农民争利、争地，尽快解决农场经济等历史遗留的问题。
据分析，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农业生产的影响。２００４年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来源，但由受旱灾的影响，势必直接影响２００５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二是农产品价格影响。５月份，我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１３．１％，这是我省农资价格自去年７月以来连续第十一个月以两位数增长。据测算，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影响很大。三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可能性不大。２００４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农民种粮少增收５４元，如果２００５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继续上涨，农民的种粮成本还会升高，直接影响农民的纯收入。四是农村劳动力就业与转移的影响。由于我省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转移能力十分有限，农民务工收入排在全国倒数几位，但保持着增势增大的势头。
海口居民不敢花钱贫富鸿沟”
有些大城市的的居民是今天花明天的钱，然而海口的居民不但不花明天的钱，而且昨天的收入都不敢花。
据海口城市调查队对３００户城市居民家庭抽样调查，５月份海口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７３３．７８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４．３％；人均消费支出５３８．５２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１０．９％，居民经济收入继续增加，但消费支出下降，说明海口居民消费疲软。
据了解，海口居民收入能够稳步增长，其原因主要是工薪收入和经营收入的增长。５月份海口居民人均工薪收入５５９．５８元，经营性收入４５．０１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０．６％和６３．１％，分别影响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３．６％和２．５％。其中：工薪收入中的工资及补贴收入人均５４０．０２元，同比增长２４．２％。
５月份海口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５３８．５２元，比去年同期下降１０．９％。为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４．３％的情况下，人均消费性支出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呢？主要原因是：低收入户消费能力较弱，高收入户消费欲望不强；传闻中的阳光补贴、车改方案迟迟不见出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收入无法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市面上的新、奇、特产品不多，彩电、冰箱、洗衣机“老三件”已接近饱和，汽车、房子等高档消费则需要较长期的积累过程。
低保人员吃“皇粮”
“皇粮”就是国家财政每个月给发出的国家工作人员薪水，他们有固定的收入。然而，在海口一部分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困难居民，他们也能够吃到“皇粮”，而且每个月领取到固定的“工资”。这就是低保金。
低保标准如何确定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又称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是国家为救济社会成员收入低需求的人口而制定的一种社会救济标准。
据海口民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１９９９年海口市政府确定了海口市特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家庭人月均２２１元，达不到标准的由政府给予差额补助；农村特困家庭人月均９３元，达到不标准由政府给予差额补助。以下这类人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以及虽有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但其无赡养、扶养或抚养能力的城乡居民；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能重新就业，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在职和下（待）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最低工资、基本生活费后，以及离退休人员领取离退休金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仍低于本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其他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本市当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
海口每月发低保金１８８万元
有了低保的标准，海口每月都向低保居民发放“工资”。
据海口民政局统计，今年第一季度海口城市居民领取低保金人数达到１８００２人，农村领取低保金人数１９５１０人，累计发放资金５５１．２８３２万元。这些领取低保金人员包括在职职工、下岗职工、离岗人员、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三无人员、孤老人员、因残致贫人员、因病致贫人员、因灾致贫人员、其它人员，其中城市低保金支出３３３．３５７３万元，农村低保金支出２１７．９２５９万元。
农村低保金将改为银行代发放
近年来，一些关于农村低保金发放不到位的事情屡见报端。为此，海口民政局将出新招——统一由银行代发放。
海口一市民诉说自己的故事：“一天只用１０元”
４７岁的林鸿明身材高瘦，脸色焦黄，眼圈浮黑，声音有气无力，这明显是营养不良。
夫妻２０年前双双下岗
林鸿明是个知青，１９７９年返城后进入位于海口市白龙北路海口藤器厂当工人。本以为生活会有了固定收入，可好景不长，因藤器厂效益不好，不得不进行裁员，１９８５年林鸿明下岗，成为该厂第一批下岗工人。而祸不单行，同年，爱人也从人力车厂下岗了。下岗后，单位发不起生活费，只帮缴纳社保金。生活来源断了，一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窘境。好在藤器厂在工厂宿舍区盖了一些小瓦房，给大家居住，但每月要交租金１６元。
小瓦房面积仅２０平方米，里面最值钱的是一台２１寸的电视机，还是前几年买的二手货。沙发、桌柜、床就把房内占了一半。而本已低矮的瓦房，还用木料隔成“小阁楼”。林鸿明说，他和儿子睡“小阁楼”，爱人和女儿睡下面。“这一片的小瓦房已有十几年了，已成了危房，怕是也住不了多久了”，林鸿明说。
全家四口一天生活费１０元
夫妻双双下岗后，为了养家糊口，林鸿明踩起了人力三轮车，而爱人则打散工。在儿女幼小时，生活还过得去，到儿女入学后，特别是大女儿林蔓娇上了中学后，加上政府部门加大了对人力三轮车打击力度后，林鸿明不敢再踩三轮车，全家的收入仅靠爱人打散工挣的三四百块钱，生活因此越来越紧巴。为此一家人对钱的使用只能精打细算，全家四口人，一天三餐的伙食费控制在１０块钱以内，鱼肉类平时极少买，只有在节假日时才买，换换口味。
尽管全家人省吃俭用，但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去年３月，林鸿明所在的白龙居委会为林鸿明申请到每月１８４元的低保金，今年１月起，增加到２８４元。
一个农民是这样成为蓝领的
当农民又辛苦，但是当蓝领也不容易。然而，当农民很自由和快乐，蓝领又多了几分无奈和烦恼。
来自澄迈的王女士，丈夫和儿子一家三口原来都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们全家人命运，全家人都到海口进工厂打工，全部“农转非”，从农民一夜之间变成了蓝领。
据王女士介绍，１９９５年初，由于村里一位邻居在海口一国有企业负责绿化和清洁工作，他把整个工厂的卫生工作全部承包下来，然后自己请工人来帮忙。当这位负责人回村招工时，没有多少人愿意报名，因为这份工作当中有清洁厕所的任务，村里人都说是到海口帮人家冲洗厕所，这样身份很难听。然而，由于家里经济收入非常困难，还要供小孩上学，多辛苦的工作也要做。王女士说，当时在农村一个月很难赚到５００多元，到工厂当清洁工一个月就可以拿到５００来块钱，这对城里人来说是微不足道，但对自己的家庭来说丰厚的收入，可以解决孩子上学的学费和伙食费。因此，不管村里人怎么评价，最终王女士是冒着不好的名声来到海口。当时也给家里人很大的压力，自己也很痛苦，但是一想到整个家庭的发展，痛苦立刻抛到脑后。
来到海口后，王女士开始上班，和工厂的工人一样按时上班和下班，开始还不习惯，但慢慢来也习惯了。王女士说，当她第一次去厕所时，感觉脸一阵阵红，好像厂里的职工在后面盯着她指点什么，自己非常不自在。然而，随着工作时间推移，她发现并非如此，而是厂里的职工非常友好，把自己当做一样的亲人。一有空闲时间，工人都跑过来跟她聊天，还问她需要帮忙就提出来，每到节日工人还送来的一些礼品。同时，一些工人还给予王女士鼓励，这样的工作还比不上她们在厂里工作辛苦，相对农村的工作就更轻松了，而且工资也不低，希望王女士好好做。这样，不知不觉的已经过去十年，王女士已经完全适应自己工作，而且还非常骄傲。王女士说，现在差不多成为工厂的元老了，而且还将继续做下去，只要工厂不淘汰她。
“打工妹”痛诉拿不到最低工资 “抗议就得走人”
从我省２月２６日颁布《海南省最低工资规定》（下称《规定》），至今已有四个月有余，其执行情况如何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事快餐、老爸茶、保姆等服务餐饮行业从业人员普遍拿不到最低工资。但很少有人投诉，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亦鲜见。那么是什么让“打工妹”们选择了沉默？
服务员：我拿不到最低工资
《规定》称，海口市、三亚市、洋浦经济开发区等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５００元；琼海、儋州为４００元；其它市县是３５０元。但在采访中，海口市老爸茶等服务餐饮的从业人员普遍反映，自己所拿的工资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大多数在３００至４５０元之间，而工作量很大，大数人工作超过８个小时，有的长达１０个小时以上。在服务餐饮行业中工资最低的应是保姆，有的保姆月工资仅２００元。“这好象不是在发工资，而是给零花钱”，一位小保姆说。
另外促销人员有时也拿不到最低工资——如果销量不好提成少的话——她们的工资是底薪加提成，底薪是每月３００元。
抗议：结果可能是走人
《规定》第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由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发所欠劳动者工资，并可责令其按所欠工资的１至５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那么拿不到最低工资，而“服务员”们却不敢向老板提出抗议呢？“如果你敢提出，老板立马叫你走人”，在某快餐店当杂工的阿珍说，“我们店里有两名工友认为工作又脏又累，于是向老板提出把工资从３００增加到３５０，结果被老板炒了”。
“３５０元是少了点，但总比在家吃闲饭强，虽然工作累，但再累也比不上干农活累”，在盐灶一横路某老爸茶店的阿丽说。
四川一农民工诉说自己的故事 “只够养家糊口”
近几年来，进城就业的农民虽然呈持续增长趋势，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普遍性问题，其中，待遇低和就业体制是制约农民进城就业的根本问题。农民工收入少是全国的普遍的现象，我省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工是一个低收入的弱势群体。据调查显示，我省农民工的年收入在各类在岗职工中的较低，他们主要靠苦力挣钱，多集中在电子、制衣、保洁、餐饮等行业，从事对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的密集型劳动，平均月收入多在４００元至８００元之间。不仅糊家养小，还要存钱养老。
来自四川广安的民工陈建华，现年２８岁，初中毕业便到海南打工至今，在府城大园路从事装修工作。他告诉记者，由于他是技术工人，平均月收入要比一般的农民工收入高一些，每月平均收入有１５００元，但由于老婆只是在家带小孩，没有工作，每个月要租房和小孩上学的学杂费，月开支约１０００元，平时购买的东西都是便宜的。每月最多也就存４００－５００元，存钱主要是看病和养老，毕竟我们打工仔几乎没有跟老板签合同，什么事要自己负责。据记者调查了解，大部分民工都携妻儿打工，家庭负担极重，其居住环境差，有的租危房或是住一些简易竹棚。
据记者近日对农民工的收入调查，农民工因工种不同，月平均收入最高的有１５００元，最低的只有３００－４００元。在调查中，记者对２０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有１３名农民工收入在８００元以上，他们大多是挣“汗水”钱的建筑工人或者技术工人。其中７名在餐馆、茶艺馆等当服务员，除去食宿、吃一顿饭，平均月工资只有４００元左右，每月吃饭和零花，还要往家里寄一些，已经所剩无几。在南大桥作搬运工的老王，已经４０多岁，但干起活来，比一般的年青人还要来劲，他的月收入多的时候有１０００元，没有活的时候会少一些。他很无奈地对记者说，这也没办法，他的小孩正在读大学，每个月都要花５００元，再寄一点回家，自己每月只留下１００多元。农民工，多数是因家庭经济困难，家里人多地少，而弃地进城务工，大多还要养家糊口。何况农民工仅能干到５０岁左右，其每年约存４０００元，如果当民工每月挣不足８００元，那就难于维持生活。
湖北一大学生海南月薪５０００元
十几年前，谈到打工没有多少人愿意，他们争着往一处钻——那就是捧着铁饭碗的政府机关，要么是国有企业。如今，打工成为很多年轻人择业时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打工皇帝”。
五六十年代，年轻人以上山下乡到农村劳动为荣，并美其名曰农村是一所大学。如今，年轻人又以到社会打工为荣，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处处能发闪光，并自嘲我打工，我快乐。
刘勇，９０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来自湖北武汉，曾经是一名优秀的毕业生。就在走出校园的十字路口时，一条是通往学而优则仕的通途，一条是自己到社会闯荡一番的荆途。经过思想激烈斗争，刘勇最后选择了“荆途”，到社会当一名一无所有的打工仔。刘勇不但加入打工行列，而且还远离家乡南下到海南。
１９９５年，刘勇来到海口。到了海口以后，他举目无亲，身上除了路费就剩下一百来块钱。海南的热带海岛风光他无心情欣赏，找工作成为第一要务。为了更有挑战性，他找到一家酒店销售部工作，专门做起酒店营销。由于性别的关系，刚开始业绩不是很理想，工资也只能临时解决温饱问题，但对自己来说是第一次养活自己，不再由父母供养了。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是每一天过得很充实和快乐。接下来几年，随着海南的旅游一天天壮大，刘勇的业务也慢慢上升，而且对整个行业操作非常自信，也得以升到销售部经理，月薪达到５０００多元。
由于酒店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可以说一个“休闲”行业，他和旅游度假紧密联系。因此，在酒店当经理的刘勇也沾上行业的光，一边工作，一边旅游度假。据刘勇介绍，在酒店工作十年，不要说整个海南岛的旅游度假，全国各大城市都走遍，甚至国外，一切美景尽收眼底。打一份这样的工，不是说快乐休闲，而是已经变成了快乐疲劳。所以从一出来打工，一直坚信“我打工，我快乐”的信条，而且对这十年在酒店打工无后悔，如果下辈还有选择，还选择打工。
如今，刘勇已经从海口跳槽到兴隆，在一家四星酒店当副总经理，月薪不低于５０００元。谈到今后的打算，刘勇打算一直在酒店行业做下去，将来有条件自己开一家五星级酒店，自己跟自己打工，那样就更加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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