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冰城创业故事

   人人都知道波音，谁知道它的发动机是哪制造的？

    在互联网反病毒领域，人人都知道卡巴斯基、瑞星、金山、奇虎360.如果把他们比作飞机制造商，那么安天就相当于专门的发动机供应商。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主要面向安全设备的独立第三方反病毒引擎提供商、国家级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哈尔滨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反病毒引擎供应着国内TOP4的专业防火墙/UTM厂商中的两家，以及美国、日本的主流安全企业。而声名如此显赫的公司却隐匿于哈市居民区内长达10年———出于行业特性，他们从不挂牌。

    在哈尔滨的网络安全业内有一种说法：大学毕业，如果你不想去北（京）上（海）广（州）又想搞技术，最理想的去处就是———安天。安天团队立足于校园应届招聘团队，推崇工程师文化，以“创造就是我们的脚步”为信念，崇尚彪悍、协作、民主、快乐的团队作风。即便在IT行业的创业团队中，它也是一个异文化者。以下，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10年创业故事。

    “裸奔创业”

    “生存不是问题，发展是唯一的问题”。这是以“江海客”的身份从高中起就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安天实验室（Antiy Labs）首席技术架构师、主要创始人之一肖新光，对自己和安天的评价。

    1994年，肖新光在工大读书时已同境外病毒样本采集者有着密切联系，在国内也是互联网上活跃分子，被网友称为“民间反病毒技术界六大游侠之一”。2000年，他离开哈工大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的位置，自己出来创业。

    当时，刚结婚的他将收到的礼金全数拿出，又与还在哈工大攻读硕士学位的桑胜田等人凑了3.3万元，7台电脑、4个程序员，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民房里开始了创业之旅。

    与很多人以为的创业需要“有预谋、有准备”不同，安天的“创业元年”是在一无资金、二无背景、三无客户资源、四无前期准备的情况下启动的。几名年轻气盛的教工、毕业生只想有一个小气候、小环境，能在这里面发挥技术创造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据说，当时设备差到编译时内存都不够用，只得将几台机器关机，内存条拔下来凑到一台上，编译完再重新拆回去。

    在经过了一年“四处出击、钱财耗尽”后，安天选择了“虽然已有前行者，但会少有追赶者”的反病毒领域。彼时，一直对病毒“情有独钟”的肖新光，手中的病毒样本比国内主要反病毒厂商的样本还多，恰恰已经跨过了进入这个行业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门槛。

    安天的创业，是实实在在的“裸创”，不仅无资金，产业环境也几乎为零。

    那时，哈尔滨公众还缺少对IT产业的基本认知。肖新光他们租下居民房屋做办公室兼住宿，房东得知是做“软件”，马上叮嘱“是制造业吧？不要叮叮当当的，影响周围邻居。”后来竟有派出所民警登门，说“楼下邻居举报你们是邪教团伙”。时隔一年，安天想到政府申报一个扶植项目，有关部门表示没有信息产业分类，如果想申报，跟软件有关的只能选择第九类———其他。

    对于这些来自公众甚至政府部门的诸多“不理解”，安天抱着朴素的想法：一个城市管理者和职能部门的精力和资源毕竟有限，企业的最终发展不能总是幻想政府无限期地扶植。

    这种“不抱怨、不苛责”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安天最初规划的阶段性战略设想的实现———以哈尔滨为起点和大本营，之后在北京注册实体，实现和信息安全管理部门的互动，再到上海或其他南方城市设点，形成辐射市场的前哨基地。尽管这个过程比想象的慢了一些。

    “四大名将”时代

    安天实验室目前“隐匿”在道外区南马路一个小楼的二层，按铃进门，走廊两面全是员工们的照片墙：加班时太困趴了一桌子、郊游时疯成一团、年会上集体恶搞，这个绝大多数成员为“84后”的群体让楼道里的空气都充斥着青春的气息。

    尽管工程师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几乎每天起码得工作12小时，但安天提倡的“快乐生活、快乐工作”使得这里的年轻人并非只会盯住键盘编程序，他们中有几秒钟完成高级扫雷的游戏高手，也有手持单反拍尽美景的“摄影家”。很多到过安天考察的专家都说，安天是国内最有硅谷气质的安全企业之一。

    这种气质来自其开放、民主的环境和对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

    安天的技术灵魂形成于2002年初———公司内部人称“四大名将”时代。4人中，桑胜田和邱勇良的加入相对顺理成章，他们都是肖新光的同门。李柏松加盟前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收入不菲。一天，也在这家证券公司工作的肖新光的爱人突然对丈夫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们工资降了50%.”肖新光忙问“是所有人都降了吗？李柏松呢？”听闻确实是集体降薪，以前一直不好意思低薪“挖墙脚”的肖新光激动地一拍大腿：“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把他弄过来了。”

    另一位“名将”张栗伟的“10年程序苦旅”更加传奇。他高中时就自学了汇编语言程序，大学时由于严重偏科被学校开除，其后卖过水果、卖过冰糕、修过路、看过游戏机房，加盟安天的前一份工作，是开网吧。来到安天不久，张栗伟就担任项目系统程序员开发出融合了木马查杀、应用程序网络访问控制，文件监控、注册表监控和安全工具套件的Antiy Ghostbusters 3.0.该软件是第一款进入全球知名软件排行榜An－tiVirus TOP 50的软件产品。

    随后，依靠信任链传播的方式，早年活跃在哈尔滨地界的互联网“牛人”几乎都被安天网罗其中。后来又等到了曾在爱立信做高级市场经理的余彤和另一位非技术型高管方华，安天的7名核心创始人终于聚齐。

    能生存，不妥协

    安天有一个奇怪的传统———“回归”。很多人像抛出的飞去来器，不管飞多远，还是会回来。曾在排名居全球网络安全行业首位的卡巴斯基进军时参与团队组建的王义楠，在卡巴待了一年回到安天，现任总经理助理。据说离开安天是“想看看一流的网络安全公司如何运作”，至于为什么回来，他说，“只有这里能实现我的理想。”

    早年间，由于安天的主创大多来自哈工大，母校的科技园看到他们发展非常艰难，曾经询问过肖新光是否愿意冠名。肖新光清楚，哈工大是金字招牌，凭借其影响比较容易谈成业务。但安天却追求企业自由，崇尚技术，希望打造核心技术企业的特有文化。所以他们拒绝了冠名。

    这是由一群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团队，他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坚持能改变外部环境。而且他们坚信，形成这种品格的条件之一就是减少依附的心态。

    在只能靠“专人”到菜市场捡白菜帮度日的“困难时期”，曾有人找到安天要做一个教学系统，支付100万元。但肖新光认为，企业要坚持方向，不能做乱了，“不能今天做个游戏，明天卖个散件。我们叫‘能生存，不堕落’，不做我们理想之外的事情。”

    在安天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3次“弹尽粮绝”，但他们坚持了最初的理想。10年间，安天面对的诱惑也不算少，有“想买的”、有“想给钱的”，但安天一直坚持与资本合作的几个原则：其愿与实业家共舞；认同安天的公司文化；分工明确，能够弥补安天在财务分析、海外资源等方面的短板。简而言之，只有钱是不行的。肖新光坚信：“独立，是坚持理想的前提。”

    工程师进化论

    即便在IT行业内，工程师文化也是一种愈来愈稀缺的文化。这种文化意味着死理性派、技术狂热、理想主义……不过在王义楠看来，工程师文化代表着不断修正和验证的过程。

    事实上，肖新光等人的创业就是工程师理想的体现：创造一个产品，它可以满足某种需求，甚至改变这个产业。“安天如果希望在反病毒引擎上崛起，就必须有不怕死在反病毒引擎上的信念。”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的话，曾引起肖新光深深的共鸣。

    在肖新光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的是如下情景：摆了一圈电脑的办公桌，桌上还有各种文件以及4个巨型茶杯和一瓶颇显吊诡的漱口水，后面是一张单人床。据说，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目前，安天已经是有接近200名员工，产品和核心技术出口到日本、美国，在全国5个城市拥有分支机构，具有专业领域行业影响的初具规模的企业。但创业团队中还有多人背负外债，肖新光个人一无房产、二无存款。然而，公司却又能给基层员工提供优厚的福利待遇和地域平均水平中等偏上的薪水。

    对此，肖新光说：“团队成长并没有带动创业者的个人富足，但我们不在乎，正是这种不在乎才是团队能够生存到今天最核心的支点之一。”

    这种“不在乎”并非来自肖新光个人，包括整个创业团队也认为，当初“股东十年不分红”的原则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要成为的是一个“伟大而长寿”的企业，而不是今天赚500元明天就能赚500万元的暴富奇迹。

    在他们看来，安天10年，如果抱着想让它活到100岁的信念，那它还只是个小孩，任何揠苗助长的事情都有可能令其夭折。因为拥有共同理想和普世价值，安天成员愿意只要有钱，就用其做出更强悍的技术。领导层则通过坦诚无私的付出让大家感觉到：虽然目前不富裕，但至少是公平的。

    目前，这个承担过包括3项“863”项目在内的20余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网络安全“国家队”、率先解决现有安全设备不能在网络条件下进行高速准确检测病毒的世界性难题的企业、研发出国内首款符合公安部要求的互联网安全检测设备的团队，正面临其产业化发展中的新一个元年。

    随着规模扩大，实力增强，靠足够的技术力量而只需要维系住有限的前端客户就能活下去的年代将一去不返，拥有优良工程师基因的安天团队，正在试图引入资本运作等有助于企业发展的外缘基因。“只要你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定会有人认同你的价值。”安天相信，环境是在变化的，而他们总会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采访后记」

    寻找下一个城市英雄

    记者第一次采访安天时，恰好是在日本遭遇强震后。安天先是被吓了一跳，因为他们的几个大客户都在日本。随后，他们接到日本方面提出的请求：对灾区免费。安天答应了这个请求，“这个建议是积极的。虽然双方的收入都会减少，但人道主义精神还是要有的。”

    这不仅是一个满怀理想的企业，而且是一个集体善良、集体单纯的团队。回想多年前第一次拿到一个省级创业基金，肖新光说，他们的申请书写了13遍，公司里一个小伙子悲观地说，“别改了，咱们也没什么‘关系’，再改能怎样。”他告诉这个新人，正因为没关系，才要把这个东西写得棒。

    那次申请在没有任何运作的情况下一举中的。安天相信：“因为我坚持，会有更多的人坚持，如果所有人都坚持，社会就会更好。”他说：“我们所遇到的各个部门负责人，他们做到了哈尔滨这个城市所约定的极限能力上的最多和最好。我们不想呼吁城市能给安天什么样的支持，而是希望这个极限能被放大。”

    “极限被放大”意味着什么？事实上，随着更多年轻人想要或正在逃离“北上广”，二线城市已经开始了一场争狠斗勇的搏杀———新方向、新定位，每一座城市都在寻找产业标尺，城市英雄。

    所谓“一鸟在手，胜于十鸟在林。”对于像哈尔滨这样的二线城市来说，产业环境并不是由做什么决定的，而是由手中有什么决定的。

    目前，安天拥有国内最大级别的计算机病毒样本库，肖新光告诉记者，如果有一小块土地来置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安天就能建设国内最现代化的反病毒分析基地。

    通过对新一批崭露头角的二线城市的分析不难发现，当浮云飘过，扎根于本土的创业者才是城市活力的基石，其中那些拥有“国家队”资质的创业企业更是一张待出的好牌。或许，在寻找下一个城市英雄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政府向创业者施以资金的扶持呵护，更需要强有力的创建有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政策、经济与市场环境。